从南街村说开去——试探“红色典型”的共性

                     强人主政、要人支持、家族传承，是“红色典型”的共同特点吗？
   
    近日，《南街真相》宛如投入水中的一块巨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对南街村批判的声音虽然高一些，但是捍卫南街村的声音也很尖锐。谁是谁非让人莫衷一是，喧嚣的论争似乎更集中在政治方面：为南街辩护的自认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批评的则高呼“乌托邦终结”，北海真人一介草民，只有搜索网上相关文章，细心分析以免被人忽悠。真人不想搞得过于敏感，只是从这些红色典型的运作方式上谈谈自己的看法。<http://hexun.com/dhlsd>
    说起南街村的，也并不是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据南街村的党委书记王宏斌说全国搞集体经济的有8000多个，即使是在媒体上曾经或者仍然风光无限的“红色典型”也不止一个，例如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河北周庄。这些地方在媒体上宣传的经验其实和南街村很类似，只不过南街村特色是：保留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带有浓厚领袖个人崇拜的东西更多一些。我们要是把这些“红色典型”相互比照，倒真是可以看出一些门道。<http://hexun.com/dhlsd>
   
    一、这些地方都是以一个强势的人物为核心，而这核心人物都是以政治人物自居的。<http://hexun.com/dhlsd>
    南街的王宏斌号称“小毛主席”，所谓的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提出挑战的人会被停掉福利并被赶到村中的旧房思过，坚持不顺从的人只能选择离开。而大邱庄的禹作敏的名言是“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其骄横狂妄更是人所共知，最终将自己送进监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不管这些地方多么标榜民主管理，其实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否则荒唐的“永动机”项目也根本不可能上马，而禹作敏组织人员公然对抗国法，形同“造反”，也是“民主”决策的产物吗？<http://hexun.com/dhlsd>
    至于其他的地方，媒体的报道中尚未披露过分的行为，不过，在赞扬声中也能看到一些端倪，1982年，周家庄开会表决，结果是“百分之百要求沿着原有的道路走下去”。2003年7月华西村换届，老书记的四子吴协恩、大儿子吴协东、二儿子吴协德、女儿吴凤英等人均全票当选。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怕七嘴八舌,就怕鸦鹊无声，开会、选举并非不会出现100％同意的情况，但这应当是一种特殊情况，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无可厚非，也不能证明领导者不够英明，可是“清一色”对一些人仍是拥有特殊的诱惑。这样看来，所谓100％值得认真研究，因为这要么说明好到了极点，要么表示存在巨大的问题，大家都记得萨达姆生前组织的最后一次选举也是以全票当选的，可那能说明什么呢？<http://hexun.com/dhlsd>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大邱庄由盛到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有经济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治理模式的失败，一个地方过度地依赖一个政治强人，决策、管理、运行没有体制化。”也许有人觉得一切事情由“班长”决定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确，在君主非常英名、勤政、有能力的情况下，专制主义政体是相当高效的，但这也对君主的素质提出了近似神的要求，而一旦遇上昏君，百姓就水深火热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坐在“班长”位子上的人都是那么伟大，“一旦这个人出事，反映在决策、运行、管理上的问题就会爆发，文化上的一致性也就没有了，因为他是那个体制的支柱，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些，“出事”，既可能是象禹作敏那样身陷囹圄，也可能是因为疾病或者意外使“班长”丧失当家的能力，也可能是这个人根本不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等等。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出现这些情况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因“班长”出事而严重影响地方发展的可能就很大。现在民 主的口号很时髦，但是很多人实际上并不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邱吉尔说过“除了人类已经试验过的方式，民主也许是最糟糕的治理方式了”，就是说，所谓民主虽不是什么万能灵丹，在一些时候甚至比不上精明的政治强人统治，但是由于建立了制度化的治理机制，使社会在各种特殊情况面前有更多的机会作出好一些的选择。<http://hexun.com/dhlsd>

    二、都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http://hexun.com/dhlsd>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总结的所谓“南街村经验”共有四条：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今日读来仍是扑鼻的政治气息，从这经验的出台能我们发现些什么呢？<http://hexun.com/dhlsd>
    从报道可以看出，虽然南街收回土地是在1984年，但是南街村的标志性做法的产生却是在80年代末，不是太年轻的朋友都知道，那时中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而改革开放的方针也一度出现过迷茫，在这种背景下，南街集体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复活了各种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的行为，才得到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自此，带有倾向性的扶持资金才滚滚而来，支撑南街的进一步扩张。1992年南街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时，虽显得与“南巡讲话”格格不入，但仍然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南街真相》认为南街村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两点：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其实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要人的支持，否则，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中，与党和政府唱反调即使不被修理，也绝不会列入扶持之列，更不会不惜工本将其搞成“样板”和典型。<http://hexun.com/dhlsd>
    在周家庄，据说1982年，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后来还是中央一领导点头“让再观察一下。” 当时的书记雷金河还找到时任河北省长保证：“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才得以保存。 区区村委书记能找到省长保证而不被视为“上 访”，诀窍何在？其实这并不稀奇，除了这些红色典型外，一些改革开放的典型也是如此，例如深圳，其发展速度固然有其创新精神有关，但是深圳所拥有的政策“实验田”的地位也给其发展带来很多其他地方无法模仿的好处。
    总之，受到要人特别关照的典型之所以能超常规发展，核心还是在于能吃到“偏饭”，不论这“偏饭”是真金白银还是网开一面的特殊政策。而要想使整个国家实现全面发展，不可能人人吃偏饭。所以，上级领导支持本没错，但是将靠吃偏饭培养出来的，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所谓“样板”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一种误导了。<http://hexun.com/dhlsd>   
   

    三、都实现了家族传承<http://hexun.com/dhlsd>

    如果关注一下相关的新闻报道，细心的博友会发现，华西村现在的党委书记吴协恩是老书记吴仁宝的四子，而党委副书记则是其长儿吴协东、次儿吴协德、女儿吴凤英等，他们都是2003年7月5日以全票当选的。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是老书记雷金河的儿子。而1993年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垮台时，他的儿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十年。可以推想，如果禹作敏不“犯事”，按照大邱庄当时的治理结构，由禹绍政接班几乎是板上钉钉。至于南街村的王宏斌现在还没听到消息，不过王今年刚刚57岁，谈接班人似乎早了些。<http://hexun.com/dhlsd>
    一种现象发生一次可以说是偶然，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就不能掉以轻心了。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出人意料，从这些地方的治理方式可以知道，当地实际上消除了从内部进行改变的可能，因为该结构的特点就是要保持以“班长”为核心的绝对权威，“按需分配”看起来让村民衣食无忧，但也在客观上消除了村民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力，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听话的“羊”会被赶出“羊圈”。而要保证现有体制的正常运转，一是要维护“班长”的权威，一是要保证接班人仍是个支持现有体制的“政治强人”，因此接班人的人选必须经由现任“班长”“培养”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当然，不排除这些子承父业的“班长”们是合格的领导者，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特殊的身份，他们一定会当选吗？（而且是以以100％的支持率当选）如果说家族以外的接班人难以从内部产生，那么上级组织任命一位总可以吧（这些典型都已经升格为乡镇，因此上级任命书记是可以的），如果“班长”支持的话，也许行，否则的话，400名武装干警仍不能镇服大邱庄，孤身一人的“空降”书记又有什么妙法呢？今日南街村的情形似乎更复杂一些，因为南街集团已实现了私有化改造，更为其接班人的家族传承又上了一道保险：如果说党委书记的人选上级党组织还能发挥作用的话，作为自然人股东，传子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的南街村的社会已经和南街集团高度结合了，即使其“核心”肯退下来不让儿子接班，新上马的书记也在实际上处于被架空的状态。也许会有人说，南街的当家人思想觉悟高，不会那样，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拥有破坏现行政治运作方式（现阶段的中国就是党的领导）的能力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这也是禹作敏垮台的根本原因！）以当事人的品格高尚为理由无视这种危险，不是极度幼稚就是别有用心。<http://hexun.com/dhlsd>

    遍数媒体上报道的红色典型，都符合以上的特点，其中大邱庄早已倒掉，南街村刚刚声名狼藉，北海真人不是算命先生，无意预测那些依然光鲜的典型的未来，当前中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要没违背法律，允许一些人摸白虎，就应该允许另一些人摸青龙。<http://hexun.com/dhlsd>
    还是讲讲局面比较明了的大邱庄和南街村吧，这两个地方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什么坚持集体经济或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而在于一种不科学的治理机制，这种机制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为村民提供不错的福利，其弊端也很明显：一使限制了村民的选择，事实上剥夺了其择业、迁徙等自由权利，使之沦为当代的“农奴”。二是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缺乏监督制衡，一旦领导者“出事”就会极大地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三是存在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等等现象，造成了其经济发展的低效率。这种机制看似铁板一块，因此从长远看来，该机制实际上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论是现任领导的意外，继任领导素质上、观念上的变化，还是在经营上出现了大的失误，都足以造成机制的破坏。有人要问：领导人的因素好理解，可是经营问题，难道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存在经营问题了吗？不错，市场经济当然不能保证每一个企业经营良好，但是市场经济的企业相对超脱，不象相关典型那样与其社会结构紧密结合，如经营不善可以寻求外来企业进行重组，即使破产，对社会影响不大。而在相关典型中就不是这样，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虽然早已资不抵债却仍在继续经营，这并不象南街村委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而是因为在那里集体企业破产或者被外来企业重组都将削弱南街治理机制（没有财力支持，就无力支付村民福利，也无力维护“核心”的权威）。而整个企业集团一旦破产或者被外来企业重组，必将导致整个治理结构的解体，（若企业被重组，那些昔日在村里翻云覆雨的“核心”成员将何去何从？）那时村民仅有的高福利的长处也将彻底失去，其困境恐怕远远超出一般的失业。就像禹作敏垮台后的大邱庄一样，实行了痛苦改制，也是经历了十年才逐渐复苏。<http://hexun.com/dhlsd>
    因此对于南街村的争论，不应该陷于政治理论的纠缠，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去看，才会更清楚，更明白。因为所谓南街、大邱庄之属，并不是象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捍卫mzd思想的堡垒、是建设共产主义的样板，其存在也与mao时代的体制并不相同（看看这些地方的治理方式，恰是毛描述的“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形态”），这不过是地方政权“苏丹化”（即出现“土皇帝”）的一种表现，也是对现有体制（共 产 党的领导）的一种潜在挑战。虽然目前这种挑战暂时尚未表面化，但是那些力挺这些典型的人还是好好祈祷吧，希望主持这些典型的“班长”永远是那些品德高尚、政治清醒的完人。<http://hexun.com/dhlsd>
 

                                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